“气候变化风险与韧性城市：自然 v.s.个体?”

张晓玲

2020年11月1日下午，第二届上海交通大学“宜居城市”论坛暨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成功举行，本次论坛同时也是2020全球城市论坛暨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活动的平行分论坛之一。在本次论坛上，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张晓玲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气候变化风险与韧性城市：自然 v.s.个体？》。以下是该演讲的精粹概要：

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变迁其实经历了持续的变动。比如来自社会、经济、环境各个系统的挑战，逆全球化技术、政府和市场各种力量的退出以及文化等等领域的影响。在各种力量交错与对冲的环境中，我们需要持续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来自于整个可持续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变”与“不变”，即第一次农业革命到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当前的第三、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未来即将要到来的这次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

首先，我们面临的人口数量是从小到逐渐的大爆炸，但未来我们也许会面临持续的人口的衰减。第二，技术水平从原来依赖于动植物的驯养，到蒸汽机电力机器等现代交通手段的施行以及因特网和基因技术等等。这使得我们人和自然对于资源能源的需求强度呈现了从低到高的趋势，然而我们大自然所呈现的供给能力却是由高而转向相对不足，劳动力分工也因此发生了从原始的部落分工到现在的全球化的生产，供应和消费的时代。下一步，我们即将所面临的就是初见端倪的逆全球化时代。这些历史进程让我们开始逐渐着眼于当下全球的人口、经济碳排放、化石燃料、垃圾逐渐增加的过程。

我们开始思考增长的边界在哪里，城市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抵御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来自人类行为对大自然自组织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边界的挑战。

实际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条绿色的道路，我们把它叫做绿色道路的胜利。如果我们城市科学家、经济学者、管理学者希望用线性的思维去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线性的假设。但事实上，真实的社会经济以及城市发展其实是一个系统思维。经济学中有一个快乐水车的理论，它说明当我们个体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通过不断的消费，使得经济内部循环增强，但由此带来的却是资源能源的消耗，值得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样的消耗。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的风险、经济社会人口老龄化以及来自于自身与社会、长期与短期之间的困境。在这样的语境和背景下面，我提出了“气候变化风险下的韧性城市”这一选题。

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评选出了全球100个韧性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是接近沿海和河流峡谷的地理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韧性城市，思考它表现出哪些特殊的品质，能够使得他们承受、响应和适应外部的冲击和压力。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反思型的城市、资源型的城市、稳固型的城市，以及冗余的城市、弹性的城市、包容型城市以及全球化的融合型城市中进行考察。首先，我们需要考察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需要考虑如何从不确定性的未来规划中去长远地“计划不确定”；第三，我们需要考虑韧性空间的战略内涵；最后，需要考察如何增强原有城市的自我修复力和再生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系统的角度来进行关联性的思考，还包括一些物质能源流动分析的模型。但如果我们考察复杂动态现象，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基于互不相关的时空尺度所发生的不确定性关联事件，因此其可测度性较低，并且常常源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比如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风险。它体现在当地的反映就是自然和社会系统试图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进行自我组织，并且趋于一种平衡状态。

如果考虑个体的话，韧性在于持久，为了度过危机，需要自身的力量和强健的体魄。但对于城市而言，同样需要实现持久性，它们需要在多样的变化和发展方式中不断调整、适应，以应对风险或危机，所以我们需要建设的是“风险”之城。第二，我们构建的是一种“希望”之城，它基于长远规划，与合作伙伴达成共识，以期望化险为夷的这样一种规划。这就是我在韧性城市理论理解上的三个解读。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别基于自然的和个体视角提出来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在本世纪初由自然保护联盟提出来的，他认为需通过自然过程，而不是技术过程来解决各种社会挑战的创新性的努力，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生计。那么我们需要去思考怎样运用自然的方案重塑人与自然在城市韧性发展的作用，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随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最大化NBS行动的有效性？如何从自然系统中学习并转化成城市实践？它怎么样能比传统的解决方案更加的有效？还有我们如何把NBS进入到地方一级的城市规划和决策中，构造更多的城市实验室，构造更多的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的机会？这都是解决方案的若干关键。

基于此，我们试图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对“人”与“自然”重新界定，并提出自然、本土、新颖、绿色和文化五个范式。相继来提出这五种范式各自的一个优缺点。

NBS范式的区分首先有助于加强NBS，减少NBS实现的随机性，强化解决方案和结果。第三点，NBS办法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一个连续体，以应对人与自然系统耦合日益糟糕的局面。最后，NBS办法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提供了一个连续共同体。以上是第一板块。

第二个板块是基于个体韧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回到韧性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城市的暴露风险、脆弱性的风险可能对城市发展产生一定的损害，这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帮助其适应并逐渐恢复发展的弹性。

我希望在这样一个研究板块中，考察个体的时空动态韧性指数、可及性指数和时空区域资本所有权指数。我们通过汇总个体到城市以及区域层面的总资本，进行量化，构建一个多维的个体时空动态韧性指数。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脆弱和机遇两个指标来衡量个体作为时间资本层面所有权的对衰减性的财富。这样一种连续跟踪的结果就可以方便我们构建一个集成了微观个体、中观城市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层面的韧性治理框架。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构建了地方的脆弱性和机会贫困矩阵图，举例而言，我们一个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贫困，可能是因为经济资本不足引起的，而这样一种不足，或许会因为政府的公共资本在固定资本投资的不均等分配而加剧。对于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个体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可及性限制或许是由于当地的自然资本不足和环境不均等而产生的，这样的不均等产生了后果值得城市治理学者反向思考：一个城市的可及性限制或者机会贫困。因此这样一系列累积性的设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城市的时空韧性。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通过框架界定了个体的时空动态韧性的贝叶斯量化评估模型。关于可及性的测算，我们采用了全国内的交通、教育以及医疗的可及性测算，还包括城市服务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可及性，得到个体的动态时空韧性热力图。

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机会和脆弱性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最高的机会发展城市以及最高脆弱性城市的县级的大致位置。我们采用的关键指标包括个体可负担能力、生态系统服务的可及性和空气污染的这三个方面。总体而言，在城市这一级上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第一机会贫困城市和脆弱性城市具备较好的可承受能力及获得低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在低脆弱性和低机会贫困的高排名城市中，有一种趋势跟这个是相反的，也就是低机会贫困的群体常常伴随着高脆弱性，而低脆弱性城市往往被归纳为低机会贫困的类型。对此，我的解释是往往脆弱性比较低的一些地理空间，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和便利性的措施，因此不太可能会因为经济的衰退造成极端贫困的情况。对于第三点，我们发现中国的县级单位的机会脆弱性关系网非常复杂，一般来说高贫困的城市或者地区，他的脆弱性要比其他城市要低，这是由于这些县的平均负担能力相对更好。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城市的脆弱性跟城市机会发展的关系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

根据这些结论，我们需要认真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应对。

韧性城市的系统理论其实是来源于科学、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治理，那么到最后才是来自顶端的适应与改变。它的初始点是来源于不确定导向的规划，它的关键在于面向韧性城市改变的实践。所以我们需要部署预防和进行城市治理。预防包括减缓、重组以及替代能源，城市治理需要从公平、一体化和经济方面进行应对，同时也需要我们进行适应性规划以及可持续发展。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希望跟各位汇报的是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中国城市而言，我们其实考察的不只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而在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寻找个体和自然韧性的“木桶短板”。比如通过个体时空韧性指数的贝叶斯评估图及对整个中国地区层面的脆弱性和机会贫困的映射，我们发现，在区域一级，最易发生脆弱性和机会扶贫的地区是西部农村和山区，以及老牌的工业城市及引致其衰退的地区及周边环境。

第二，我们需要城市治理学者，寻找城市治理或者代理中的冗余、模块化、多样性的弹性 （组件）或连接。比如通过界定“直接导致机会贫困/脆弱性”指标，分析多种指标的共同受益方；通过链接医疗保健，教育机构，保险机构和金融机构来共同抵御风险：注重在个体医疗保健的可负担性，可及性以及受教育的可及性方面的风险。共生而共治。

第三，在韧性城市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内化和内生这样一种再定义后的系统，使得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我们个体资本等要素，通过内化的依赖自然本身的一种韧性，把它变成一种物理的内置系统来实现‘智慧+韧性’这一集体行动的达成。

第四，对于个体层面，我认为应该提升个体的机会可及性，降低个体的脆弱性。

最后，在韧性层面，韧性和可适应性是抽象的，使得韧性城市成为非常昂贵的公共品。所以在这样一种昂贵以及稀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在人类的精心设计和大自然的自组织之间找到一个明确的权衡，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演讲人简介：

张晓玲，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主任；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首席专家 （PI）及评审专家。现任npj Nature urban sustainability（nature旗下期刊）的全球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科学，资源/能源/环境管理与经济，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与管理创新，城市和房地产经济与政策。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环境经济与能源政策，城市化与不均等，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与创新 （如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房地产经济和金融，并为促进中国市场化主导的城市增长和高质量城镇化提出经济学解释和创新策略。近期出版编著为《重建可持续城市化：空间，规模，新城市时代的治理》。曾获得2018 WCC特别表彰奖（世界文化联合会）、香港城市大学2017年杰出青年研究学者奖、2016年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嘉许奖 (President Award)等诸多业内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