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宜居性：

集聚不经济的视角

孙斌栋  尹春  韩帅帅  阎宏  林杰

2020年11月1日下午，第二届上海交通大学“宜居城市”论坛暨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成功举行，本次论坛同时也是2020全球城市论坛暨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活动的平行分论坛之一。在本次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孙斌栋教授做了主题演讲《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宜居性：集聚不经济的视角》，以下是该演讲的精粹概要：

我汇报一下我们团队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集聚不经济的视角来探讨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

一、研究问题

大家都熟悉的集聚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冯·杜能在分析孤立国单中心城市类型中时提出。马歇尔在其基础上详细阐述了集聚经济给城市带来的外部效应，包括劳动力市场池效应、靠近供货商和顾客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引发的知识外溢。新经济地理学派将集聚经济的研究推向高峰，其中克鲁格曼和藤田等人认为集聚有利于规模报酬递增。目前学界公认集聚经济可以带来共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有利方面。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是用城市的规模或密度两个指标来检验集聚经济的效果。在政策讨论中，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的一般把集聚经济作为依据。相对应地是集聚不经济，通常指交通拥挤、地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冲突等。集聚不经济在城市发展实践中一般体现为郊区化现象，与之相关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和都市圈，多中心城市区域等。相较于集聚经济，集聚不经济的研究非常少，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集聚不经济研究的更少。

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即集聚的城市形态，他们认为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能够带来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世卫组织对健康的导则制定。该观点提出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更宜居的作用机制是紧凑的空间促进了非机动化的出行、改善了空气质量、加深了社会交往、提高了健康水平以及增加了幸福感。新城市主义代表Peter Calthorpe等人认为紧凑的低碳城市观念适合全球的城市发展包括中国城市在内。

但其实，中西方国情具有很大差异。与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普遍是紧凑和高密度的，基于北美经验得出的导则是否适用于中国是令人怀疑的。中国城市再强调紧凑会让城市更宜居吗？会同样带来出行降低、空气质量改善、社会资本促进、人们更健康更幸福吗？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度集聚可能会给中国的城市带来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社交减少及肥胖等集聚不经济的严重问题，因而对中国城市集聚不经济的研究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二、研究假说

根据我们实践感知，当城市过度紧凑时，大城市交通拥挤会加剧，空气污染愈加严重，公共活动空间减少，相互交往减少，带来不健康和心理压力等集聚不经济的现象。所以，我们预期，在中国城市中过度紧凑或过高密度会不利于宜居环境的打造。

三、实证结果

我们通过紧凑的空间形态对出行、空气质量、社会资本、健康以及幸福感等五个方面的影响来探讨西方所使用的紧凑型空间形态是否适用于中国。

（1）紧凑的空间形态对出行的影响（Urban studies, 2020；地理科学, 2018）。我们采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包含3448个城市居民），利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控制住社区和城市层级变量，发现在控制个人经济特征变量后，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社区人口密度都与通勤时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增加了居民的通勤时间。具体来说，城市面积的扩张，增加了居民出行距离与时间；人口密度增加，通勤和其他目的出行需求加大，并且通勤高峰期时更可能造成拥堵。我们对上海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人口密度的提高会带来通勤时间的增加。基于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项目的数据（包括上海市1605个城市居民），利用多层次模型控制街道层级变量，发现街道人口密度与通勤时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街道人口密度越高，具有通勤需求和其他目的出行需求的人口基数大，通勤高峰期时更可能造成拥堵，延长通勤时耗。

（2）紧凑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Sustainability, 2019）。我们以上海市为例，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在控制了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性别比、邻近地区影响、工业企业密度等变量后，发现街道尺度的人口密度与PM2.5浓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污染的集中和交通拥堵效应大于与密度相关的交通模式转换效应。

（3）紧凑空间形态对社会资本的影响（working paper）。我们根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包括3856个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在结构方程模型基础上，分析社区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到公交站距离、外来人口比例、贫困率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社区人口密度与社会资本（社区内的熟人、信任、互助）总体呈负相关关系。一方面，高社区人口密度通过减少社区安全感，进而降低社会资本。另一方面，高密度增加通勤时间，减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时间。

（4）紧凑空间形态对健康的影响（地理学报，2016；Applied Geography, 2018；IJERPH，2020）。我们根据2010-2012年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包括15356个观测值），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区人口密度、到公交站距离等变量与超重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社区人口密度增加居民肥胖。这表明虽然社区人口密度能通过促进机动化出行减少肥胖，但总体仍与BMI正相关。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五个方面：出行模式选择的边际效应递减效应，即高密度不再增加非机动化出行；高密度造成餐饮设施密集，外出就餐频率提高；出行距离短，消耗少；人均活动空间减少，静态活动时间变长；快速的城市生活节奏，吃饭快，睡眠少。

基于2012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包括4114个城市居民），通过聚类稳健的线性回归（多层次模型作为稳健）模型，我们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BMI呈U型。所以，当城市人口密度在U型左侧时，提高人口密度会促进非机动化出行；当城市人口密度在U型右侧时，提高人口密度会造成活动空间的减少、污染等问题继而增加肥胖。

当我们用反映腹部脂肪累积的腰臀比指标作为衡量肥胖的标准时，发现同样的结果。利用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社区人口密度与腰臀比呈U型，说明了高人口密度通过减少居民身体活动时间，增加居民腰臀比。

   （5）紧凑的空间形态对幸福感的影响（城市发展研究，2017）。我们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多层定序逻辑模型的研究显示，城市和社区人口密度均与居民幸福感呈负相关，潜在的机制是，过高的人口密度带来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

四、总结启示

通过紧凑空间形态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我们得出结论：在高密度的中国情景，过度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降低了城市宜居性，即过高密度会增加居民通勤时间、增加污染物排放、降低了居民社会资本、损害了居民身体健康（肥胖）、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因而，以北美为代表的低密度发达国家提倡紧凑发展以改善交通、环境和居民健康，但这一理念不符合我国高密度发展的国情。，我们迫切需要针对中国情境探究紧凑的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健康、出行、环境、幸福感的一般性规律。我们的一系列研究首次揭示了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与宜居的倒“U”型规律，为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在推崇紧凑发展模式同时，应注意消除人口密度过高所带来的集聚不经济并努力提升其积极作用。同时，对集聚不经济的学术探讨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